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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堪︱千古文章未尽才 ——敬悼辛岛静志教授
发布日期:2019-07-29

徐文堪︱千古文章未尽才 ——敬悼辛岛静志教授

辛岛静志教授(1957-2019)在上海复旦大学
7月23日中午,笔者得知日本著名佛教语文学研究专家辛岛静志(Seishi Karashima)教授于当天早晨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噩耗传来,震惊之余,深感十分悲痛。就在六月间,笔者承其惠寄书刊三种。此前不久,他还通过创价大学和东洋哲学研究所寄赠一本荒川慎太郎(Arakawa Shintaro)先生编著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原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全书包括研究、原文译释及转写和全部原件的影印本,2018年出版,印制非常精美)。仅仅十几天之前,笔者刚拜读了他本月发表在台湾《佛光学报》第五卷第二期的中文论文《试探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的原语面貌》。辛岛先生治学甚勤,笔耕不辍,他曾在电邮中告知笔者,还有不少论著正待刊布,其中有些当已收到清样,不想文字犹在,斯人已逝,遂成绝响,悲夫!
辛岛先生于1957年出生在日本九州的一座净土真宗寺庙,其家族一直担任该寺庙的住持。年轻时,他考入东京大学,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同时学习汉语。到了大学三年级,转而学习佛学、梵文、藏文。在日本国内求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学者是汉学家福永光司(1918-2001,中国思想史和道教研究的权威)教授和印度学家原实(1930- ,日本学士院会员,即院士)教授。辛岛攻读硕士期间,英国剑桥大学的布腊夫(John Brough,1917-1984)教授来日本讲学,对他启发很大,他意识到,要弄清佛教典籍的源流,必须重新研究汉译佛典,特别是其早期译本。为此,需要掌握大量跨学科的新知,抱着将汉学、印度学、佛教学齐头并进、冶于一炉的治学理念加以探究,才能获得新的进展。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留在日本学习是不够的,加上原实教授也鼓励他出国求学,于是在1985年,辛岛走上了一条在当时与众不同的治学道路,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海外留学生涯(1985-1994)。
辛岛留学的第一站是剑桥,他的指导老师诺曼(K. R. Norman)教授是巴利语、犍陀罗语、古代和中世印度俗语的权威。辛岛在那里接受了古代印度语言的训练。
为了更好地掌握佛教汉语的词汇、语法和汉语音韵学,从而进行印汉对比,辛岛在1987年来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跟随季羡林(1911-2009)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法华经汉译本与梵藏本对比研究》,1991年夏完成。离开北京后,他又前往德国弗莱堡,师从封兴伯(Oskar von Hinüber)教授学习印度学三年。
就在辛岛先生留学北京期间,笔者已听闻其大名,知道他学识渊博,见解独到,中文也很好,只是笔者身在上海,交往甚少,记忆所及,只有一次偶然的简短通话。
1995年,笔者受北京大学荣新江先生之嘱,撰写了一篇书评,刊发在《敦煌吐鲁番研究》创刊号 上。该文是评介已故梵、藏和中古伊朗语大家埃默里克(R. E. Emmerick, 1937-2001,出生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著名汉学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 1922-2013)1993年合著出版的新书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 New Evidence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辛岛先生当时已返回日本,看到之后,特地给笔者来信,信中谈及他正在从事的一些研究。不久,他又寄来一本1994年出版、用日语写作的关于汉译《长阿含经》原语的新著,笔者读后,深为佩服。佛教语文学界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认为犍陀罗语很可能是印度西北部及中亚地区佛教徒的共同语言,其在中亚所起的作用可以与欧洲中世纪拉丁语的作用相比。因此,有一些学者从汉译本中找出一些与犍陀罗语特征相符的音译词之后,就断言汉译本是出于犍陀罗语原本。辛岛在其著作中全面分析了音译词,发现当中大约五百个音译词在梵语、巴利语中有对应词。这些词中有些具有犍陀罗语特征,有些则与印度西北犍陀罗语不同。通过缜密的研究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除了犍陀罗语之外,还包括其他中世印度语、地域方言、梵语等多种要素。辛岛先生这种细致、精确的研究方法在当时确实令笔者大开眼界。

徐文堪︱千古文章未尽才 ——敬悼辛岛静志教授

辛岛静志等日译《长阿含经》
1997年4月,辛岛先生入职创价大学,参与创建该校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担任该所助教授,1999年升教授,2011年任所长。他以二十余年如一日的精神,始终全力从事佛教语文学研究,刻苦精进,著作等身,在国际学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徐文堪︱千古文章未尽才 ——敬悼辛岛静志教授

《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
由该所出版的《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ARIRIAB)创刊于1998年,至今年春已连续出了二十二期,现任主编是辛岛静志和工藤顺之两位教授。在《年报》上发表论文的有日本、中国、韩国和亚洲、欧美各国的学者。研究所还持续邀请世界各地的佛教学者前来演讲和进行学术交流,并将新成果通过《年报》及其他各种渠道及时公之于世。除了《年报》,研究所还同时刊行了多种大型学术出版物,如《佛教文献学哲学研究丛书》《中亚佛教写本丛刊》(包括《大英图书馆藏梵语残卷》《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梵语残卷》等)《印度国家收藏Gilgit写卷影印本》《平山郁夫收藏梵语、犍陀罗语、大夏语写本》。这些专著提供了大量经过精心整理的第一手资料,极具研究价值,而这必须与各国学术机构及学者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为此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确实令人感佩。近年来,研究所的研究范围还扩展到伊朗语、吐火罗语、回鹘语佛典以及佛教图像和考古学,为了处理吐火罗语材料,特地聘请玉井达士(Tatsushi Tamai)博士担任客座研究员,参与相关工作。
辛岛先生用日、汉、英、德、法、俄等文字发表了大量论著,活跃于国际佛教学界。不过与他关系最密切的还是中国学术界。他每年都会到中国各地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用中文在中国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如《中华文史论丛》《汉语史学报》等都有其论著,同时还向其他国家的学者介绍中国最新的研究成果。
为了方便交流,辛岛先生在2016年出版了一部中文论文集《佛典语言及传承》(上海中西书局出版)。该书收录论文二十篇,精义纷呈,充分反映了他在佛教文献学和佛典语文学方面的主要成果和观点,并体现出他的治学精神,平博体育平台,即努力将文献学研究和佛教思想史研究相结合。他在书中一再强调,自释尊时代起,佛典就不是通过梵语,而是通过口语传承的。无论是小乘佛典,还是大乘佛典,直到三世纪,大体上都是通过口语流传的。自三世纪起,口语逐渐被梵语取代。四世纪时,梵语化有了较大的推进。从东汉开始,佛典传入中国并被译成汉语。五世纪到达中国的佛典吟诵者及翻译者中不少人来自大夏(吐火罗)、克什米尔等“大犍陀罗文化圈”(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西北部、阿富汗东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等),其母语应该是巴克特里亚语(大夏语)、犍陀罗语等,他们所传承的佛典也应该是与这些语言有关的。但从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即鸠摩罗什前后年代,翻译佛典的原语应该是口语(俗语)与梵语混合的一种语言。当然每部经典的情况各有不同,需要研究者有针对性地研究每一部经典,从而得到准确的结论。

徐文堪︱千古文章未尽才 ——敬悼辛岛静志教授

辛岛教授编辑的印度所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写卷影印本(2019年)
为了贯彻其学术理念,辛岛先生先后编纂出版了《正法华经词典》《妙法莲华经词典》《道行般若经词典》《道行般若经校注》等专著。在这些研究工作的进程中,除了国外学人的帮助,同样少不了与中国学者展开合作,所以在新近组成的《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编辑委员会中,除了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挪威、俄罗斯、巴基斯坦、韩国的学者之外,特地邀请了北京的段晴、李崇峰、李学竹、荣新江、沈卫荣、叶少勇和上海的刘震等先生担任编委。辛岛先生的夫人裘云青女士是出自北大的高材生,也是其学术研究的得力助手,贡献巨大。先生才学非凡,是佛教语文学和文献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奈何天不假年,留下诸多未竟事业,如他理想中的汉译佛典语言词典就尚未最终完成。笔者年老力衰,平博体育,时日无多,只能在此希望后辈学人能继承其未竟之业,群策群力,勇猛精进,以告慰辛岛先生在天之灵!
最后,谨向裘云青女士和辛岛先生的遗属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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