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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民国时期的父亲李秀贞miss change节与父亲花吗
发布日期:2019-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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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上的父亲节有多个。其中,俄罗斯的父亲节是2月13日,罗马尼亚的父亲节是5月5日,韩国将5月8日作为双亲日,3月19日是耶稣父亲圣约瑟的生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便以“圣约瑟日”纪念父亲。这么多的父亲节中,当数1910年诞生于美国华盛顿州的父亲节影响最大,节期是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现全球约有52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一天过父亲节。正如母亲节有母亲花,父亲节也不少了父亲花,玫瑰、蒲公英、石斛兰、太阳花、白丁香等等,分别被不同国家或地区作为父亲节的象征。然而,平博体育平台,鲜为人知的是,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中国人自己创建的父亲节、发明的父亲花也曾经热闹一时。
一、中国父亲节与父亲花之草创
中国孝悌忠信的传统自不必多说,人们往往以忘忧的萱花来指称母亲,以长寿的椿树来代表父亲,所以常有“椿萱并茂”的祝福语。久而久之,萱花被誉为中国的母亲花。遗憾的是,中国有特定的母亲花,可至今没有自己的母亲节。而倘若抛开不属于花类的椿树不论,中国父亲花的出现要远远迟于《诗经》中已有描述的萱花,但这种迟到却是伴随着中国父亲节的创立而来的。
二十世纪初,在美国父亲节创建四年后的1914年,美国参众两议院将每年5月第2个星期日定为母亲节。虽然美国父亲节比母亲节创立在先,但后者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却要大得多。每逢母亲节节期,报纸媒体总是会报道关注,美国人用以象征母亲的康乃馨也在中国市场特别是上海等地都会深受欢迎,以至于一度让人们忘却了中国母亲花“萱花”的存在。同样是舶来品,父亲节的待遇就没那么好了。1932年5月11日,有学生向《新闻报本埠附刊》撰文请教,其困惑在于为什么有母亲节,却没有父亲节?发表于1933年5月27日《华年》第二卷第二十一期上的 《“节”与“周”》一文同样有“既有母亲节,为甚么不可以有父亲节”的慨叹。而刊登在1937年6月22日《申报》 上的文章《父亲节有感》倒是知道有此外来的节日,却误把节期写成了“每逢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终于迎来了中国父亲节的创建。1945年8月5日、6日,史致富、袁希濂、张益渠、梅兰芳,陆幹臣、陈青士、富文寿、费穆、顾会庆、严独鹤等上海各界名流在《申报》上连续发起拟定公历八月八日为“父亲节”的倡议。“八八节”为“爸爸节”之谐音,便于记忆。之所以要倡立这一节日,则是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发起母亲节慰阵亡者母亲之旨,在二战结束之际,告慰战争中失去生命的父亲。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上海依旧处于沦陷区,因此设立中国父亲节最根本的宗旨还在于:通过弘扬孝道思想,激励心念家国、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争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并“尚望社会先进提倡推行,由一家而一乡,而一县,而一省,而一国,而至于全世界,报德尊亲,遐迩一体”(《申报》1945年8月6日第2版)。
为保障以上效果的实现,发起人确立了过节的基本仪式:“其仪式仿照母亲节成例,凡属子女佩花纪念,父亲健在者佩一红花,逝世者改佩白花。承欢尽礼,丹红之爱日长辉;失怙兴悲,清白之家风宛在。谁无父母?谁无子女?闻风兴起,当具同情。”(《申报》1945年8月6日第2版)佩花是具有神圣仪式感的行为,红与白的区分则表征着不同的人生境遇,一示庆祝,一志哀思。各位发起节日的同仁不仅倡议佩花纪念,还将佩花行为与助学活动结合起来,“特制红白花三千多,分赠本报(《申报》)及《新闻报》代为义卖,每朵售五千元,以卖花所得悉数捐助助学金,不另给收据”(《申报》1945年8月7日第2版)。此后,卖花助学便逐渐成为中国父亲节的最大特色。
由于筹备周全、宣传得力,8月7日和8日两天购花捐款的人的确不在少数,“甚为踊跃”,“人人佩花一朵,表示庆祝或纪念父亲”(《申报》1945年8月8日第2版)。中国父亲节以上海为据点,甫一草创就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节日所卖所佩的花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这极富象征意味的花究竟为何花呢?此时的文献中并没有直接记载,但从翌年8月7日,皮禹继在父亲节庆祝会的致辞中可以推知,他说:“父亲节在去年尚未胜利时敌伪压迫下由几位忠贞不贰的人士发起,以佩带梅花形的国花来暗示对于祖国的怀念,把忠与孝连在一起。”(《申报》1946年8月8日第4版)作为当时的国花,“梅花”的号召力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父亲花的雏形就在这里。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8月8日乃夏秋之际,此时不可能有真正的梅花可供佩戴或义卖,所有这些花都是“特制”的“纸花”而已(《申报》1945年8月7日第2版、《东方日报》1948 年 8 月 8 日第1版)。
当然,其时也有人对父亲节的设立和义卖鲜花的形式持批评或保留意见。发表于1945年8月10日《社会日报》上的《八八父亲节质疑》便指出,亚洲干戈未息,生活如此艰难,生命岌岌可危,空言孝悌忠信,无补于时事。辛克莱的见解则更具建设性,他在《写在第一届“父亲节”:救救无辜的“弃婴”》一文中表示,“在申新两报捐了红白鲜花,平博体育,作为义卖用,这形式上的工作,对社会虽不无帮助,但效力极微,今日有力为人父者,不必再拘骨肉之见,要废除偏私,对于天下儿童,能以父责子之,我们纪念的不是宗谱上的父亲,而是救世的”,在此基础上,他“希望‘八八’成立后,减低弃婴的死亡率,使真能遐迩一体,父亲节得以永垂不朽”。(《力报》1945年8月8日)
二、抗战胜利后的首届父亲节与父亲花的确立
首届父亲节的成功创办给了发起人和参与者们以更大的底气。1946年第二届父亲节前夕,潘公展、李石曾、宋汉章、徐寄广、王晓籁、杜月笙、程中行、吴敬恒、李登辉、钱永铭等海上名流进一步站在纪念抗战、崇尚和平、发扬民族道德的高度,通过当时的上海市社会局呈请南京政府将该节确立为全国通行的法定节日(《申报》1946年7月29日第4版、8月8日第2版)。
与此同时,为了办好第二届父亲节,也是抗战胜利后的首次父亲节,此番专门成立了“父亲节推行委员会”。在委员会和各方的努力下,加大了节日的宣传力度。“对本市宣传,正积极进行,如电台播音,各电影院映幻灯片,路牌农告及标语等,均悬于日内与市民相见”;不仅如此,还将“父亲节发起经过及纪念式标语等宣传品,分别航寄全国,凡四十余大都市,即南洋华侨集中各地,亦经寄出,托由各地中央社印发或迳寄各大日报刊登”(《申报》1946年8月3日第4版)。
节日的内容更多了,新增了八月七日举办父亲节庆祝会的环节。会上,由节日发起人费穆作词、作曲家黄贻钧作谱的《父亲颂》二首作为序曲演唱,该歌曲亦于七日、八日在各电台播唱。但八日节日当天“不采用公共开会仪式,由全国各地每一家庭个别举行纪念”(《申报》1946年8月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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